張九齡（678—740）字子壽，曲江（今廣東韶關）人。他為
張說所獎掖和拔擢，
張說去世後，他又於開元二十二年輔佐玄宗為宰相。作為開元盛世的最後一個名相，他深為時人所敬仰，
王維、
杜甫都作有頌美他的詩篇。他曾闢
孟浩然為荊州府幕僚，提拔
王維為右拾遺；
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獻給他，未能如願，晚年追憶，猶覺得可惜（見《八哀詩》）。 可以說，他是
張說之後又一個既有權位又受人欽慕的文壇宗匠。有《曲江集》。
張九齡的詩文創作在精神上和
張說有一脈相承之處。他高度評價
張說以王霸之氣充實詩文，在他的詩裡，也不時可以讀到“中覽霸王說，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貽》），“弱歲讀群史，抗跡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敘懷二首》之一）之類的句子。 但是，和
張說的詩歌重在謳歌功業抱負不同，
張九齡的詩歌更多地表現在窮達進退中保持高潔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
李林甫排擠罷相後，這種態度尤其鮮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會政治，追求經國之大業和不朽之盛舉，另一方面又力圖持超越態度，把“仕”和“隱”這一對矛盾和諧地統一起來，不願為追求功業而屈己媚世。這種進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動姿態設計自我人生道路的慾望。而功名事業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詩的兩條主要軌跡。 在藝術表現上，
張九齡的詩歌不像
張說那樣直抒胸臆，而是以興寄為主，顯得委婉蘊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託物言志，抒寫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 其一雲：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芬芳的蘭、桂喻賢者不隨俗、不求悅於人的內美。其七詠橘，在
屈原《橘頌》讚美獨立不遷之人格的喻意中，又增之以用世濟人的衷懷，立意更見豐厚。組詩之八、之九又以美人託喻：“美人何處所，孤客空悠悠。”“美人適異方，庭樹含幽色。”用來抒寫戀闕之心和矢志不渝的操守。這些詩篇受楚辭的影響較多，但情辭委婉，在古典傳統上，可以說是兼有“風”、“騷”的情韻。
張九齡夙好山水清賞，喜表現風清月朗的江山與孤高畫質瑩的襟懷的契合。他在藝術上著意追求“言象會自泯，意色聊自宣”（《題畫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這就使他的一些寫景詩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極貌寫物、工於形似的表現手法，而在主客觀的交融中大力加強抒情意味。 他寫月夜的詩，情韻最為雋永，如《西江夜行》： 遙夜人何在，澄潭月裡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外物寂無擾，中流澹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猶有汀洲鶴，宵分乍一鳴。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這些詩中所展現的澄澈柔美的夜景，處處滲透著婉約深長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語，哪是情語，詩裡的物色和意興已經渾然一體了。胡應麟說：“曲江諸作，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內。”（《詩藪》）又說“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同上），認為他下開
孟浩然、
王維等一路的詩風。這是十分中肯的。
張九齡從小聰敏善文。武曌長安二年（702年）擢進士，最初擔任調校書郎，於713年應“道侔伊呂科”舉，中高第。為宰相
張說舉薦，數年中官累遷。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年）遷中書令。
張九齡為相正直賢明，不避利害，敢於諫言，曾劾安祿山野心，提醒玄宗注意。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玄宗生日，群臣皆獻珍罕，獨
張九齡上事鑑十章以伸諷諫，號“千秋金鑑錄”，帝甚嘉美。（後世張姓族人更以“金
鑑堂”為堂號）。獎勵後進，曾提拔
王維為右拾遺，
盧象為左補闕。由於
李林甫等人的排擠，改任尚書右丞相，開元二十五年（737年）被貶為荊州長史，召
孟浩然於幕府。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家鄉曲江病逝，享年6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