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新法
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
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司馬光與
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
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透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
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透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
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
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問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等情況，從側面證明
司馬光在政治上還是老練穩健的。 可以使用一句話來評價
司馬光的一生 ：其實
司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幹了這兩件事情 編寫《資治通鑑》反對
王安石的新法 但是有一點必須要注意就是：
司馬光之所以與
王安石政見不和僅僅是在政治觀點上有分歧，在本質上都是為國為民的真君子——純粹君子之爭，絕對不是為了一己私利，不然
王安石在痛恨
司馬光之餘也不會由衷的道出：“司馬君實，君子人也！”一個令政敵都嘆為君子的人，絕對不是一個小人！
司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
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為變法問題鬥得死去活來之後，
司馬光留下了這樣的見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對
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無它，唯執拗耳”。 有著高度政治敏感的
司馬光，覺察到了變法的不妥，但具體哪裡不妥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他不可能作很準確的描述，只能透過變法造成的一些惡果來解釋他反對變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斷和安石爭辯，但缺乏現代經濟理論，
司馬光無法對變法方案作出有力辯駁。終其所述，只有“不妥”二字而已。結果造成了神宗誤會他無理取鬧的局面，不得不遠離政治中心，出走洛陽。 還有點要注意就是
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鬥中不能得勝時，便選擇了迴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
司馬光彈劾
王安石，然而
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沒有任何私利，為什麼要這樣做？面對身為副宰相的
王安石的如日中天，
司馬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退讓。 元祐更化 哲宗立，宣仁後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
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概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僱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谷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定差，見僱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徵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