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特點

孔融不僅是個名士，也是個文學家，被曹丕列為“建安七子”之一（見《典論·論文》）。他死後，曹丕曾為他募集遺文共二十五篇。但這為數有限的遺文，後世又有所散佚，大多隻是片斷流傳，其中詩歌僅存八首。就其傳世的作品來看，他的散文勝於詩歌。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在對他作出較高評價的同時，也指出了其不足之處。孔融散文的特色是以文筆的犀利詼諧見長的，前面提到過的孔融嘲諷曹操父子的書信可以略見一斑。他的兩篇《難曹公表制禁酒書》也具有強烈的諷刺性。前篇歷數古代哲王聖賢、文臣武將因酒成事，建立功業，得出“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的結論。第二篇更是極盡諷刺揶揄之能事，曹操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反唇相譏道：也有因婦人失天下的，何以不禁婚姻？臨了乾脆一針見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為戒也。”孔融在文中強詞奪理，反對禁酒是毫無道理的，只能藉以顯示他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筆鋒，這或許就是曹丕批評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的原因吧。 孔融的散文除了以上特色之外，也不乏深沉委婉的風致，如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名的《論盛孝章書》。總起來看，他的散文講究辭藻的華美和字句的對稱，具有濃重的駢儷氣息，這是孔融有別於同時其他作家的地方。同時人們指出他的文章“體氣高妙”，“奮筆直書，以氣運詞”（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這又體現了建安時期文學創作的共同風尚。 與散文相比較，孔融的詩歌顯得遜色。其《雜詩》第二首抒寫幼子夭折的悲痛，哀婉動人，不失為當時抒情詩中較好的作品。 孔融詩歌中較有認識價值的是他的《臨終詩》，詩中悲憤地揭露了“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的社會現實，因為他被殺的罪名多半出於郗慮、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納。在封建社會里，一切正直剛傲、不阿權貴的人士大約總免不了蒙冤遭害的不幸命運。“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這聲調固然是悲觀絕望的，但它畢竟是孔融對黑暗現實發出的最後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