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題材
黃遵憲早年即經歷動亂，關心現實，主張通今達交以“救時弊”（《感懷》其一）。從光緒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後到過日本、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地。經過親自接觸資產階級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他明確樹立起“中國必變從西法”（《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並在新的文化思想激盪下，開始詩歌創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詩歌“自古至今，而其變極盡矣”，再繼為難。但他深信“詩固無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筆之於詩，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詩者在矣”（《與朗山論詩書》）。他沿著這條道路進行創造性的實踐，突破古詩的傳統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獨具特色的“新派詩”，被
梁啟超譽為“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飲冰室詩話》三二），成為“詩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幟。
黃遵憲的詩“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人境廬詩草自序》），廣泛反映了詩人經歷的時代，具有深厚的歷史內容。反帝衛國、變法圖強是他詩歌的兩大重要主題。在反帝方面，從抵抗英法聯軍到庚子事變，他的詩都有鮮明反映。特別是關於中日戰爭，他寫下的《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臺灣行》、《渡遼將軍歌》等系列詩作，反帝衛國思想尤為突出。詩人在這類主題的作品裡頌揚抗戰，抨擊投降，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和深摯的憂國焦思。其中不少篇章，規模宏偉，形象生動，表現出詩歌大家的氣魄和功力。如《馮將軍歌》中寫到：“將軍一叱人馬驚，從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馬排牆進，綿綿延延相擊應。轟雷巨炮欲發聲，既戟交胸刀在頸。敵軍披靡鼓聲死，萬頭竄竄紛如蟻。十蕩十決無當前，一日橫馳三百里。”將中法戰爭中愛國將領馮子材鷙猛無前的英雄形象和馮軍排山倒海的氣勢，活現在紙上。
黃遵憲早在《感懷》、《雜感》、《日本雜事詩》等作品中即批判陳腐事物，讚賞派遣留學生和日本明治維新等新事物。後來他更以飽滿的熱情謳歌變法維新，期望能透過變革使中華民族重新崛起：“黃人捧日撐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贈梁任父同年》）戊戌政變發生，他作《感事》、《仰天》等詩痛惜新政夭折，憂虞國家前途，百感交集，情思深摯：“忍言赤縣神州禍，更覺黃人捧日難”（《感事》其八）。但他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說： 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後二十年言定驗，手書心史井函中。這種堅信變舊趨新的歷史潮流不可扼抑的精神，貫穿在他的詩作中。 值得注意的是，處於新舊交替時代的
黃遵憲的詩歌，較早地描寫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隨近代科學而湧現的新事物，拓寬了題材和反映生活的領域，寫出了古典詩歌所沒有的新內容。他的《今別離》四首分別吟詠在出現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已知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的條件下，離別的新況味，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詩人將新學理融入詩意內涵以表現同種一家等人生理想和事物變化轉換之理，一新詩境，別饒興味。詩人在這首詩裡說“足遍五洲多異想”，他從一個封建國家踏進資本主義世界，事事物物都觸動他的詩心歌緒，把古人不曾接觸的海外世界反映到中國詩歌中來。《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流美豪宕的筆墨，勾勒出太平洋上夜航獨有的情境。至如各國奇異的風光，如日本的櫻花（《櫻花歌》），倫敦的大霧（《倫敦大霧行》），巴黎的鐵塔（《登巴黎鐵塔》），錫蘭島的臥佛（《錫蘭島臥佛》）等，無不收攝在詩人的筆下。海外詩篇也涉及外國民俗與時事政治。《日本雜事詩》從多方面反映了日本的歷史和社會生活。《紀事》詩富有風趣地描寫了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民主兩黨千方百計宣傳自己、激烈爭奪選民的情景。 藝術特點
黃遵憲說“風雅不亡由善作，光豐之後益矜奇”（《酬曾重伯編修》其二），他深知詩歌的生命在於變化與創造。他的詩就是在廣泛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本著“善作”的精神，沿著“矜奇”的趨勢，推陳出新，加以創造，形成自己的獨特面目。首先，他的詩雖然常有一種前瞻追求的浪漫豪情，但更主要的方面是真切的寫實。他有不少宏篇鉅製，篇幅都超越古人，往往自成某一方面小史，如《番客篇》近於華僑南洋開發史，《逐客篇》堪稱赴美華工血淚史，《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不啻作者的家族史與童年生活史。他善於以細緻的筆墨敘事、狀物、寫景，鋪排場面，勾畫人物，既內容豐富，又形象生動。如《渡遼將軍歌》形象鮮明地刻畫出吳大?這個人物。吳本是湖南巡撫，喜好金石，中日戰爭爆發，恰好購得一枚漢印，印文為“渡遼將軍”，自以為是封侯之兆，遂請纓出師。開篇寫其出征的盛氣：“聞雞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餘畀！”豪氣沖天。篇中寫其朝會諸將的場面： ……歲朝大會召諸將，鋼爐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白再行酒，拔刀親割生彘肩。自言平生習槍法，煉目煉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袒臂示客如鐵堅。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呂姥殊可憐。看餘上馬快殺賊，左盤右闢誰當前。鴨綠之江碧蹄館，坐令萬里銷鋒煙。坐中黃曾大手筆，為我勒碑銘燕然！ 吳大言不慚之態，不可一世之概，活龍活現。然而“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散空營逃”。前之氣勢如虎，後之怯懦如鼠，在強烈的反差中有力地勾畫出其醜陋形象。其次，為了表現豐富的現實內容，作者比較注意吸取古人以文為詩的經驗，所謂“以單行之神運俳偶之體”，“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人境廬詩草自序》）。但取其長而避其短，在篇章結構上，注意波瀾曲折，長而不板；敘寫上多用比興與描寫，減少抽象直陳；議論儘量精要，並安置於描寫之後，使之有水到渠成、畫龍點睛之妙。再次，作者廣泛採摘語言資料，“自群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人境廬詩草自序》），同時又不排斥“流俗語”（《雜感》其二）。這使他的詩歌詞彙豐贍，富於表現力，典雅之中多生氣與變化。但他用典雅詞語過多，不免帶來艱奧晦澀的缺陷。
黃遵憲的詩“以舊風格含新意境”，體現了由舊到新的過渡。 客家詩宗
黃遵憲是“詩界革命”的主將，是嘉應州的一代詩宗。他曾輯錄了客家民歌9首，收入《人境廬詩草》之中，大大地提高了客家歌謠的社會地位。
梁啟超說：“近世詩人，能鎔鑄新思想入舊風格者，當推
黃公度”；“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 他在《人境廬詩草》中描述客家山歌：“瑤峒月夜，男女隔嶺唱和，興往情來，餘音嫋娜，猶存歌仙之遺風，一字千迴百折，哀厲而長，稱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