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政治怨刺詩，當作於西周將亡之時，詩中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預料之詞。《毛詩序》雲：“《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分析說：“此必天下大亂，鎬京亦亡在旦夕，其君若臣尚縱飲宣淫，不知憂懼，所謂燕雀處堂自以為樂，一朝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詩人憤極而為是詩，亦欲救之
無可救藥時矣。若乃驪烽舉，故宮黍，明眸皓齒汙遊魂，貴戚權寮歸焦土，尚何昏姻之洽比？尚何富人之獨哿？以此決之，《正月》之為幽王詩必矣。”其論甚為精闢。
這首詩的抒情主人公具有政治遠見，也有能力。故統治階級當權者開始極表需要他（“彼求我則，如不我得”），但得到之後又不重用（“執我仇讎，亦不我力”）。他擔憂國家的前途，同情廣大人民的苦難遭遇，反而遭到小人的排擠和中傷（“憂心愈愈，是以有侮”）。他是一個憂國憂民而又不見容於世的孤獨計程車大夫知識分子形象。詩的抒情主人公面對霜降異時、謠言四起的現實，想到國家危在旦夕，百姓無辜受害，而自己又無力迴天，一方面哀嘆生不逢時（“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一方面對於一會兒這麼說，一會兒那麼說（“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反覆無常、擾亂天下的當權者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最終身心交瘁，積鬱成疾（“癙憂以癢”）。詩人生動、細緻、準確地紀錄了兩千多年前生於亂世的正直的知識分子心靈的顫動，在以後感動過無數的人，和《詩經》中的其他一些政治詩一起為中華民族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文學的傳統奠定了基礎。
詩中還表現了三種人的心態。第一種是末世昏君。此詩沒有明確指出周幽王，而是用暗示的方法讓人們想到幽王。“天”在古代常用來象徵君王，詩中說“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就是很嚴厲地指責周幽王面對百姓危殆、社稷不保的現實毫不覺悟，卻只顧占卜解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二句，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
杜甫《麗人行》、《哀江頭》、《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都直接揭露當朝天子，當是受此類詩影響。此詩批評最高當權者親小人（“瞻彼中林，侯薪侯蒸”），遠賢臣（“乃棄爾輔”），行虐政（“念國之為虐”）。指出如果國家真正顛覆，再求救於人，則悔之無及（“載輸爾載，將伯助予”）。這樣的末世昏君前有桀、紂，後有胡亥、
楊廣，歷史上不絕如縷，所以其揭露是有意義的。第二種是得志的小人。他們巧言令色，嫉賢妒能（“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結黨營私，朋比為奸（“洽比其鄰，昏姻孔雲”），心腸毒如蛇蠍（“胡為虺蜴”），但卻能得到君王的寵幸與重用，享有高官厚祿，詩人對這種蠹害國家的蟊賊表示了極大的憎恨與厭惡。第三種人是廣大人民。他們承受著層層的剝削和壓迫，在暴政之下沒有平平安安的生活，而只有形形色色的災難（“民今無祿，天天是椓”），而且動輒得咎，只能謹小慎微，忍氣吞聲（“不敢不局”、“不敢不蹐”）。詩人對廣大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民之無辜，並其臣僕”，表現了無比的沉痛。昏君施行虐政，百姓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上天懲罰昏君，百姓也要無辜受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此詩正道出了亂世人民的不幸。
《正月》等詩對偉大愛國詩人
屈原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將此詩與《離騷》對照，可以看出它們都是黑暗社會現實下抒發憤世之情的產物，也都運用了比喻象徵手法。比如：《正月》中以駕車喻治國，以秀苗特出喻賢臣，以林中薪木喻小人；《離騷》中以騎馬喻治國（“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以美人香草喻賢者，以惡鳥臭木喻小人，其設喻之意相近。這是以往學者們所忽略了的。
全詩四言中雜以五言，便於表現激烈的情感，又顯得錯落有致。全詩以詩人憂傷、孤獨、憤懣的情緒為主線，首尾貫串，一氣呵成，感情充沛。其中有很多形象的比喻，如以魚在淺池終不免遭殃，喻亂世之人不論如何躲藏，也躲不過亡國之禍。還運用了對比手法，如詩的最後兩章說，得勢之人有酒有菜，有屋有祿，朋黨往來，其樂融融；黎民百姓窮苦無依，備受天災人禍之苦。“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正像
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樣，表現了詩人的極大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