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背景

對《蜀道難》的寫作背景，從唐代開始人們就多有猜測，主要有四種說法：甲、此詩係為房琯、杜甫二人擔憂，希望他們早日離開四川，免遭劍南節度使嚴武的毒手；乙、此詩是為躲避安史之亂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勸喻他歸返長安，以免受四川地方軍閥挾制，丙、此詩旨在諷刺當時蜀地長官章仇兼瓊想憑險割據，不聽朝廷節制。
這首詩最早見錄於唐人殷璠所編的《河嶽英靈集》，該書編成於公元753年（唐玄宗天寶十二載），由此可知李白這首詩的寫作年代最遲也應該在《河嶽英靈集》編成之前。而那時，安史之亂尚未發生，唐玄宗安居長安，房琯、杜甫也都還未入川，所以，甲、乙兩說明顯錯誤。至於諷刺章仇兼瓊的說法，從一些史書的有關記載來看，也缺乏依據。章仇兼瓊鎮蜀時，雖然盤剝欺壓百姓，卻不敢反叛朝廷，相反一味巴結朝中權貴，以求到長安去做京官。相對而言，還是最後一種說法比較客觀，接近於作品實際。
一般認為，這首詩很可能是李白於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寶元載至天寶三載）身在長安時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寫的，目的是規勸王炎不要羈留蜀地，早日迴歸長安。避免遭到嫉妒小人不測之手。
本詩可大致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蠶叢及魚鳧”到“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主要寫開闢道路之艱難。詩人從蠶叢、魚鳧開國的古老傳說落簍，追溯了蜀秦隔絕、不相交通的漫長曆史，指出由於五位壯士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才在不見人跡的崇山峻嶺中開闢出一條崎嶇險峻的棧道。強調了蜀道的來之不易。
第二部分，從“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到“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主要寫跋涉攀登之艱難。這一部分又可分為兩層。前八句為一層，強調山勢的高峻與道路之崎嶇。先例舉了六龍、黃鶴、猿猱這些善於飛騰攀登的鳥獸面對蜀道尚且無可奈何的情況，以映襯人要攀越蜀道談何容易；又特地選擇了秦地突出的高山青泥嶺加以誇張描繪，顯示蜀道之高聳入雲，無法通行。“問君西遊何時還”以下為第二層，描繪了悲鳥、古樹、夜月、空山、枯松、絕壁、飛湍、瀑流等一系列景象，動靜相襯，聲形兼備，以渲染山中空曠可怖的環境和慘淡悲涼的氣氛，慨嘆友人何苦要冒此風險入蜀。
第三部分，從“劍閣崢嶸而崔嵬”到“不如早還家”，由劍閣地理形勢之險要聯想到當時社會形勢之險惡，規勸友人不可久留蜀地，及早迴歸長安。這部分亦可分為兩層。前五句為一層，化用西晉張載《劍閣銘》“一夫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語句，突出劍閣關隘險要，後六句為一層，以毒蛇猛獸殺人如麻暗喻當地軍閥如憑險叛亂則將危害百姓，規勸友人早日離開險地。
全詩主要由以上三部分組成，至於在詩中三次出現的“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兩句詩，則是綰連各部分的線索。它使全詩首尾呼應，迴旋往復，綿連一體，難解難分。
《蜀道難》是漢樂府舊題，屬於“相和歌辭”中的“瑟調曲”。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引《樂府解題》說：“《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都是四川山名)之阻”。自梁簡文帝至初唐張文琮，曾有不少人用此題目寫過詩。李白此詩，雖然也沿用了樂府舊題描寫蜀道艱難，但內容較前有所豐富，思想意義也比較積極。
描繪蜀道的奇崛艱險是本詩的一個主要內容，這類詩句，佔據了全詩的大部分篇幅。李白對故鄉四川和祖國山河非常熱愛，他的許多詩篇都強烈地表現出這一情感。《蜀道難》也是如此。雖然，為了達到規勸友人的目的，他極力誇張、描繪了蜀道之艱險可怖，然而對祖國山河的真誠熱愛，使他不由自主地對筆下的蜀道傾注了飽滿的熱情，在描繪蜀道之艱險可怖的同時也寫出了它的突兀、崢嶸、強悍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氣勢。顯示出了祖國山河的雄偉壯麗。
其次，本詩體現了作者與王炎的深情厚誼。李白很重友情，他與詩人杜甫、道士吳筠、農民汪倫的友誼向來是文學史上的美談。他與王炎的交情也很深。王炎入蜀，他一連寫了《劍閣賦》、《送友人入蜀》等詩文相送，王炎去世，他又寫了《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深表哀悼。在本詩中，他於描繪蜀道之時，每每情不自禁地發出“問君西遊何時還?”“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側身西望長諮嗟”一類感嘆，對王炎此行深表擔憂，並誠懇規勸王炎及早還家，表現出對友人的真切關心和一懷深情。
如前所述，本詩當作於天寶初。當時，唐朝社會表面上尚算安定繁榮，但骨子裡卻矛盾重重，不無危險。一方面，是“法令弛壞”，土地兼併嚴重，一方面，藩鎮擁兵自重，朝廷難以控制。因此，李白此詩第三部分的有些詩句，儘管仍側重於描寫蜀道地勢險要，但也於有意無意之間流露出他對國事危殆的憂慮，流露出了他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關心。
無論從哪個藝術角度衡量，《蜀道難》都堪稱是李白的代表作。它集中體現了李白詩歌的藝術特色和作者的創作個性。
首先是感情強烈。開篇伊始，作者就以“噫籲賊！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強烈詠歎，奔騰直瀉，抒發出他對蜀道高峻艱險所感到的驚愕、感慨，而後，在詩的中間和結尾，他又兩次重複了這一詠歎，將自己的強烈感情籠罩全詩，給人以一唱三嘆，迴環往復的感覺，讀來令人心潮激盪。
其次是誇張極度。誇張是詩人常用的藝術手法，然而，李白的誇張與眾不多，他往往把筆下的事物誇張到極度，而且動輒用“千”；“萬”等鉅額數詞來形容修飾。如“白髮三千丈”、“飛流直下三千尺”、“輕舟已過萬重山”等膾炙人口的詩句，都是典型的例子。就《蜀道難》而言，他的誇張也到了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人說登天最難；而他卻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成語有云，談虎色變，他卻道“蜀道之難”，“使人聽此凋朱顏！”民謠相傳，“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到他筆下竟成了“連峰去天不盈尺”。為了強調秦蜀交通阻隔時間之久遠，他說是“四萬八千歲”，為了突出青泥嶺山路之盤曲，他說是“百步九折”；而為了顯示蜀道之高聳，他甚至誇張說連為太陽駕車的六龍至此也要掉頭東返……這些極度的誇張，雖不符合事物實際，但卻有力地突出了蜀道之艱險雄奇，突出了它不可攀越的凜然氣勢。
再次，想象豐富奇特。李白在這首詩中的想象力是驚人的，超越時空限制，不受任何約束。從蠶叢開國、五丁開山的古老傳說到“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的可怕現實，從六龍回日之九重雲霄到衝波逆折之百丈深淵；既有“百步九折”、“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各種圖景展現，又有“悲鳥號’、“子規啼”、“砯崖轉石萬壑雷”諸般音響激盪；甚而至於還有“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的切身經歷、實地感受。憑藉神奇的想象，作者具體描繪出了蜀道崢嶸崔嵬的面貌，生動渲染出了它陰森幽邃的氛圍，使人如身臨其境，耳聞目睹。歐陽修曾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太白落筆生雲煙”(《太白戲聖俞》)，形象地說出了人們讀《蜀道難》後所得到的藝術感受。
應該注意的是，作者還將神話、傳說與他的奇特想象和恣意誇張結合在一起，使三者相輔相成，交融為一體。這是李白詩浪漫主義風格的一個顯著特徵，也是本詩藝術上的又一特色。在這首詩裡，作者採撅了蠶叢開國、五丁開山、子規啼恨的古老傳說及六龍回日的瑰麗神話，把它們編織在他對蜀道艱難的奇特想象和誇張描繪之中，為筆下的山嶺石棧塗抹上一層古樸悲涼而又神奇迷離的色彩，使整首作品散發出濃郁的浪漫氣息。需要指出，這些神話、傳說，既是作者想象的內容，也是他恣意誇張的體現，三者是互為表裡，難以拆分的。
最後，談談《蜀道難》句式的靈活多變與語言的奔放恣肆。李白生性豪放不羈，寫詩也喜歡用句式自由、叶韻寬鬆的歌行體，以便任意馳騁才氣，表達胸中起伏多變的強烈感情。這首詩是七言歌行，句式以七言為主，又摻雜以四言、五言、六言、八言等，短者僅三字，長者達十一字，長短不等，錯落交接，時而散漫，時而整齊，隨心所欲，又舒捲自如。再從語言來看，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勻稱整飭，也有“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的散漫舒展；既有“枯松倒掛倚絕壁”之精煉凝重，也有“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之流暢輕快，“危乎高哉”一句同義反復，是故作。重筆以提起氣勢：“噫籲喊”三字選用虛詞，乃無心弄巧卻別具風致，且又以由川方言入詩……奔放恣肆，毫無規範可循，衝口而出，卻又無施不宜，對內容的衷達與情感的抒發起了富有成效的輔助作用。